古往今来，学习古人书法者，无计其数。由于各人喜好不同，转化为自己的字时，便不可避免了带有自己个人的色彩，这就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苏轼的书法，固然从古人中吸取了营养，但毕竟他的书法仍然自成一体。这种风格的形成，又是从何而来？

我以为，要研究苏轼书法的风格，必须研究苏轼这个人。所谓字如其人。从根本上讲，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字。当然也可以从其所写的字，来研究他的人，甚至当时作书时的心情。

1、苏轼的书风，与其深厚的人文修养有关。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为一代大文学家，诗文歌赋都写得非常好，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特别是在词上，他将词从诗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开创了豪放派，使宋词得以和唐诗、元曲并列的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高峰。他的绘画开创了写意绘画的理论基础。应当说，其作为一个“全才”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唐宋八大家中，唯苏轼一人。在中国历史上，也还很难找出另外一个人能和他比较的。

在《颖沙弥帖》中，苏轼见了颖沙弥的字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老夫不复止以诗句字画期之矣。”反过来说，苏轼曾经对自己的诗句字画自视甚高。

一个才高八斗，对自己的诗句字画自视甚高的人，自然有点恃才傲物。从正面来说，学识高了，见识高了，品味与境界也就高了，也就不把书法绘画当成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在苏轼眼里，作文写字绘画，只不过都是表情达意的东西而已，只求自然天成。只因如此，苏轼“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问君何若写吾真，君言好之聊自适”。“凡物之可喜，是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透露出作为士大夫文人的苏轼把书与画作为表达自己感情的载体，追求自我性情的抒发。

有人因此将其归纳为“尚意”。并将其与唐以前的书法“尚法”，即讲究法度区别开来。还把苏轼视为“尚意”的领袖。

对此，笔者并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在古代，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写字或者说书法，其实都是表达感情的载体，《兰亭叙》是这样，《祭侄文稿》也是这样。凭什么说唐以前的书法属“尚法”，至宋代苏轼后才开始属“尚意”呢？我不以为是这样，只不过，因为苏轼既是一个大文学家，又是一个大书法家，站在他的高度，把书法“尚意”的特点首先公开讲了出来而已。而并非书法“尚意”是从苏轼开始。

苏轼的书法之所以朴拙厚重，平和中正，端庄娟秀，而毫不做作狂怪，在书坛上独树一帜，从某种角度上看，我以为，是与其深厚的人文修养有关的。因为只有他，真正理解了书法应当是表情达意的一个工具。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苏轼留下的作品中，以信札和即兴的诗文为主，而极少刻意去抄写前人和他人的诗文。又正因如此，通过他留下的书法，又进一步验证了他所阐述了的书法观，即“以其不求售也，故得其自然”。

当然，这一观点，未必全是苏轼一个人的。

有人说，宋代文人士大夫式书法是一种大的趋势，当时书法的发展态势，一种是走向文人士大夫的心态潇洒飘逸，一种走向官僚态势堂皇肃穆。并说苏轼是趋向于走向士大夫方向的，并将其作为“尚意”的一个论证。我以为，苏轼是一个文人，但从21岁开始，可以说一直是在做官，尽管仕途坎坷，也算一直是官僚。那么，他的书风，向何处发展？有人说，苏轼、黄庭坚等面对书法表现出了典型的文人士大夫的心态，有深厚学养的士大夫阶层努力从使用书法中挣脱出来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全面的艺术才华更好地塑造自我的士气。并以苏轼“书初无意欲于佳乃佳”，“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反推求”，“貌研容有膑，壁美何妨”等言论，来力证苏轼属崇尚个人意趣的风气。

这一观点也不尽然。苏轼是文人与官僚的结合体。对他来说，做文人与做官僚，集于一身，两者并无截然的界限，因而也不存在两种趋势的选择。他始终坚持的就是自然达意。之所以说存在两种趋势，其实也很好理解，当官的人之间的书椟往来，碍于礼仪，书写时不便过于恣意，因而所留墨迹显得拘泥肃穆，当属常理。最典型的要数蔡襄的《谢赐御书》，写得就毕恭毕敬。就算是苏轼，《颖沙弥帖》属于应酬性的回帖，写得就相对拘谨，《赤壁赋》也写得不够灵动。能够以此来认定苏轼书风趋向官僚态势之堂皇肃穆吗？当然不能。后人由此从中得出宋代书坛的两种趋势，岂不谬哉？

2、苏轼的书风，与其性格的不合时宜有关。

苏轼书法的独特风格，与其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苏轼最突出的个性是什么呢？不合时宜。

在一篇介绍《苏轼的三任妻子》的文章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去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正是因为苏轼的不合时宜，导致人生起伏，官场失意。先是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变法，于是不容于朝廷；及至新党势力倒台，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上台，苏轼被召回重用时，苏轼又看不惯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再次反对新党。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随后被外调，外放。至新党再次上台，又再遭贬官。

苏轼的不合时宜，体现在其书法上，就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一些特点：别人用墨适中，他用墨极浓；别人写字方正，他求扁平；别人写字大小匀称，他写字大小悬殊；别人讲求法度严谨肃穆，他讲求随意自然；别人追求华丽时尚，他追求古朴粗拙。还有人说，苏轼拿毛笔也与众不同，他拿毛笔的手法，与今人拿钢笔的手法相类拟。对此，却无考证。

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不错，在他的性格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也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时的得意，又有“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既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瀔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顿悟：又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唱。

而这些，与他的书法，不正是一脉相承的吗？

3、苏轼的书风，与其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

黄庭坚评价苏轼的书法，“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而苏轼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换句话说，苏轼的书法，早年、中年与晚年，是有所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人生经历出现了太多太大的变化。换言之，苏轼的书风，与其人生经历，也是密切相关的。

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这从他的年谱上可以看出。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任凤翔判官 ；1064 任职史馆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三年（1066.4-1068.7)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这一时期，仕途上没有大的坎坷，但也未受重用。只是亲人相继去世，感情上受到一些打击而已。

从1079 任湖州太守，当年因“乌台诗案”入狱起，苏轼开始了他的第一轮人生低谷。入狱100余天，差点丢了性命。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

这时，朝廷新党倒台，苏轼的仕途再次出现转机。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但京官不好当，自请外放。任颍州太守；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

1093 妻丧；太后逝世；新党重新当政。苏轼的仕途风波再起。他开始受到排挤。先是调定州太守；1094 开始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

及至朝廷再次有人想到他，将其召回时，已经是1101年了。他开始北返；往常州；不久即逝世 。

他的一生是如此的起伏跌荡，数起数落。只有经历了这些风浪的洗礼，才有充满激情的各式诗文及书法，或悲愤，或平和，或喜悦。这种情感随着人生波动而形成的变动，不仅通过他的诗文反映出来，也通过他的书法体现了出来。又只有通过这些经历，才能把人生看得如此透彻，体现在文章上，才写得如此大气豪放，感悟良深；体现在书法上，才能如此的丰腴跌宕，天真浩瀚！